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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不必“近乡情怯”:另一面的乡村

2015-02-23 古鱼 市政厅

小秘书:


我们在2月17日发出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一文,所说的虽是上个春节的感受,在这个春节里却得到了极为强烈的回响。小秘书作为“我们的城市”论坛参与者之一,在季风书园倾听这一分享时,亦感到这份拳拳之心。


当然,中国乡村多样性极强,由于个人经验不同,每个人对自己故乡的观照视角也不同。这里是另一位来自乡村的文科博士对城乡差异的观察和感受。对城镇化进程中多样乡村的多种面向,我们日后还会长期关注。


春节期间,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生王磊光一篇回乡笔记火爆微信朋友圈。这篇文章再现了城乡差距的语境下农村的凋零和残存的生机、进城农民工的亲情被剥夺、农村大学生面对知识无用的尴尬等关注度较高的社会问题。作者说,自己分不太清上海地铁7号线的“长寿路站”和“常熟路站”,因为“对于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作者说到,打工在外有车有房有事业的同学,宁愿“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宁愿“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说白了,就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同样作为一个有家乡的文科博士,我不认可这种思维。


我也想讲两个体会,分别来自我的岳母和亲妈。


岳母一家,早在1998年,就离开皖北农村,远赴青海某城市做小生意。岳母至今常说的一句皖北方言就是:”这辈子都不想回老家,啥时候都不想回老家“。岳母识字不多,但很有生活经验。她除了嫌基层太黑暗不好办事以外,主要是嫌家乡“人太坏”、“陋习太多”。


人没有好坏之分,但生存环境的优劣与否,可以高下立判。用文化人的话来说,岳母当初离开老家,十几年不回去,是因为在老家,个人权利的边界模糊,产权不清。


皖北农村宗法色彩较浓,不说扯不清的人际关系,单说你勤劳致富了,眼红的亲戚可以去你家闹事要钱,你都没处讲理;小姑子上法庭闹离婚,你不管不顾,不去找关系找门子,婆婆就天天堵门口骂人,认为这事儿你凭啥不管;皖北农村人礼钱极重,不输北上广,一年辛苦挣的钱,还不够给各位亲戚朋友”随份子“(农村是熟人社会,随份子的几率远高于城市),何况我给你多了你给我少了就容易滋生纠纷,时间久了真是烦不胜烦。


岳母还认为,皖北老家太穷,说白了,就是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这也是她离开老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说说我的亲妈。我老家是河北,那里的人相对质朴一些,宗法观念相对淡薄,产权观念和权利边界因此相对清晰,礼金开支也负担不大。但她仍觉得城市好,尽管我家从农村搬进县城不过十年。有次她来北京,跟我们住了一段时间,震惊于北京的商品品质之优,公共服务之周到——在县城,就连买到的一瓶洗面奶,可能都不是正品。想想在县城,充斥着多少质劣价高的山寨产品、高仿假冒产品,专坑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头老太太。


我爸多少有些意气,觉得以后老了,必须叶落归根,得回老家盖房子、生活,但他的观念被我妈批判了多少次,说”但凡有点能力的都不想在农村呆,人家都往县城跑还来不及呢,现在村里的小伙儿在县城没房子都找不到对象咧“。


笔者恰好也是一位文科博士,文人对逝去的东西容易有一种感伤和怀旧,但实际上,有些美好田园生活的幻想,可能是记忆的自我美化功能造成的错觉。王博士的文章还写到,在动车、高铁上“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而到了农民工较多的绿皮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之类的,什么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的外音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是一种干扰”。作者认为,后者代表了底层人的粗犷和乐观,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家园可以退守”。绿皮火车上这种不怕影响别人的行为,本质也是权利边界模糊造成的,让多少人抱怨过的不文明现象,被诗意地美化成具有“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这种说法让坐过绿皮火车饱受噪音尿骚体臭香烟烟雾折磨的人情何以堪啊!


出于家人对老家精神上的联系,我每年春节都随家人回农村老家呆一两天。现在的农村确实比较破败,主要是新生力量断流。以前村里还有些能工巧匠,他们掌握某些奇怪的工种,比如劁猪的、唱戏的、土方治病的、能调理邻里关系家庭矛盾的,等等。现在这些也没有了。农村之所以破败,恐怕是因为它没法留住更优秀的人群——道德评判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农村,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生活用水质量无法保证,日常商品供应种类贫乏,这些问题从来就有。城镇化进程,实际上给多数人带来了更多机会,而不是相反。笔者认为,农村的鼎盛期正在逝去,但这不等于说农村以前存在过田园牧歌的美好生活。如果在描述问题时掺杂了道德意识,其所描述的问题的客观性也就动摇了。


作者还写到,在他的观察中,现在农村青年和打工青年的婚姻不像传统的农村婚姻,定亲之后有三四年熟悉了解的时间,而是直接被房子、车子和动荡不安的现实物质化。但是,传统农村婚姻就不物质化么?在没有打工潮的七八十年代,有的村子因为贫穷成了“光棍村”的事儿,也是多有耳闻。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婚姻从来都比较看重物质——当然,不能说没有人看重爱情,无论哪个年代哪个地方都有唯爱情论成功的例子,现在的农村也肯定有。如果真能用”方言思维“来思考这个问题,就会知道:这不怪变动的现实,传统的也不全是美好的,只能说,以前穷有穷的攀比,现在富有富的攀比。


作者深有感触地写到,作为博士生“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中”“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的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80后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


在笔者看来,在当前,一个刚入职的大学生收入比不过熟练的技术工,这也很正常。读大学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无论乡村还是城市,读书不会无用,因为知识是有用的,读过大学的人相对而言会有更高的成长空间,以后贡献越大,拿钱也就越多,而不是一毕业就能兑现很多钱或一毕业就加入体制内获得某种“人上人”的身份优越感。如果说读了什么学位就要高人一等,不能高人一等就没面子衣锦还乡,那只能是旧时代的事情。


笔者认为,农村人宁愿承受亲情的损失也要求变,为什么?事实是,农村从未成为过给人提供稳定感、满足感的物质依靠,更不曾有过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黄金时代。固然人人都渴求稳定的依靠,文科知识分子因其专业特殊渴求会更甚,然而我们又清楚地知道,“从一而终”的稳定生活才是更可怕的。


(作者系高校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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